从写下“自序”决定出书的那天起，至今整整八个月了。

　　八个月来，每当夜深人静，我便沉湎于这些文字，眼前闪回一幕幕往事，亦真亦幻，情景如昨。

　　总有朋友来关心我，劝我不必这样悲壮；我也不时地反问自己，缘何就卸不下这一份悲壮！虽然会承认，由于性格的原因，我喜欢跟堂•吉珂德似的经常将事情搞的草木皆兵，但我要解释的是，其实任何一个热爱美术馆事业、恪守美术馆伦理，试图认认真真当好美术馆馆长的人，恐怕都是绕不过这份悲壮的。

　　记得不久前在宁波举行的一次美术馆工作座谈会上，面对与会馆长们热情洋溢的发言，特邀嘉宾陈丹青就曾出人意料地甩出过一句话，令全场心灰意冷、瞠目结舌。他说，中国没有美术馆，硬说有，顶多只有一个半！作为一个曾经以美术馆人自诩自豪的听者，我不知道当时在场的其他人作何感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半”里是否包括了上海美术馆，只晓得自己在一阵委屈之后，又陡增了几多的悲壮。
　　
　　平心而论，丹青兄的结论是对的，尽管我们的情感上一时还难以接受。今天，虽然我们已经把美术馆的楼宇造得无比庞大，也把美术馆的招牌擦的格外鲜亮，但仅凭出租展厅这一点，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在建设美术馆的征程上，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还有许多路要走。既要尊重国际惯例，又要符合中国国情；既要弘扬民族传统，又要引领时代潮流；既要关注精英学理，又要满足大众需求；既要讨论展览的文化命题，又要考虑制作的技术可能；既要让艺术家开心，又要哄赞助商高兴；既要维护单位的形象，又要改善员工的福利，一句话，既要改革，又要发展，既要发展，又要稳定，历史将太多的责任压在了我们的肩上，除却悲壮，不知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于是，悲壮于我，便成了一种机缘、一种享受、一种习惯、一种寄托，每每乐此不疲，欲罢还休。

　　时过境迁，终于，我可以告别这份悲壮了。当我如释重负地即将交出这部书稿时，心底又冒出另一种焦虑：既然承认“中国没有美术馆”，那这些不成体例的“经验”和“体会”还有什么意义？既然没有意义，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将它们订在一起？倘若，有朝一日，这些东西果真变成了一本书，那它也不是一本好看的书。因为，就广大读者而言，书里没有新鲜的论点，也没有感人的故事，而对圈内同行来说，即便有了相同的经历，也不一定找得到和我一起悲壮的理由。再放眼望去，美术馆的变迁只是各行各业更为壮观的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所以，眼前的喜怒哀乐，不过是我的一相情愿而已。

　　好看也好，不好看也罢，此刻，我都静静地期待着它的问世。起码是个纪念吧，纪念我人生旅途上铭心刻骨的这一段，纪念我曾经干过爱过的这一行。

　　最后，要感谢曾为此书部分章节拟过稿、打过字、拍过照的上海美术馆的李 旭、江 梅、李 凝、尚 辉、顾育新、毛爱民、王建华、胡琛莹、孙大伟、高国强等；感谢给我以支持和勉励的上海当代艺术馆馆长龚明光先生、行政总监孙文倩小姐、创意总监陆蓉之女士和实习生林 曦同学；感谢对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的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先生和责编竺振蓉女士，当然，还要借此机会，感谢十二年间情同手足荣辱与共在工作和生活上给我以关心和爱护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以及所有在编或不在编的不能在这里一一点名道姓的美术馆的兄弟姐妹们；感谢在身后始终与我一起默默地承受着工作的压力、分享着成功的喜悦、只有付出却不思回报的可亲可敬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女儿，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终于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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